六代人的家族史
1997年2月6日除夕夜，张大春的父亲在浴室里摔倒，摔伤了一根比棉线还要细的神经，从此就再也没有爬起来。那年父亲76岁，张大春40岁。当时父亲对他说：“我大概是要死了。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什么，你说糟糕不糟糕？”
于是，在父亲生命进入末期、自己的孩子即将出世的时候，张大春翻开了六大爷（在前几年过世）写的“家族流水账”。那是1988年三四月间，张大春第一次来北京，又回了次山东老家，和五大爷、六大爷住在宾馆，聊了10个晚上。那次见面，张大春发现自己不了解很多家族的事情，于是请感情泛滥的六大爷写一个摘要。没想到1990年，六大爷寄来满纸辛酸的70页《家史漫谈》。但当时被张大春搁在一边，闲了7年。
1998年， 在六大爷的《家史漫谈》的基础上，张大春开始重新书写家族六代人的乡愁与命运。从道光年间写起，张家祖籍山东济南张家“懋德堂”，是当地的显赫家族。书中写到以“牛肉馅得放大葱”为家规的曾祖母，命中注定“拎了串铜钱可钱串子底下没打结”、一辈子风雅却落魄的大大爷，壮游半个中国、言行吊诡的“怪脚”五大爷，背井离乡、对往事终身难以忘怀的父亲，千里寻夫、倔强而朴实的母亲。
一边写，张大春一边给父亲看，但等《聆听父亲》创作完成后，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，无力看这本记录了他的故事与记忆的作品。“当我把这本书出版的消息告诉他后，他也不关心。他指了指身边水果盘中的那个橘子，大概是想要吃橘子，我就赶快给他剥。对于一个垂垂老矣的人而言，书算什么东西呢？”张大春感慨地说。
从家族的变迁写到每一个人的命运，在时代变迁中触摸个人的血脉，如此巨大而繁琐的人生，张大春是讲给即将出世的孩子听的。写了一年后，儿子来到人世，“当儿子已经抱在手上，你就无法再假装他不存在，否则写的东西一定会肉麻”，于是写作被迫搁浅。4年后为了还房贷，张大春才写完了剩下的7万字。
这部近12万字的《聆听父亲》2003年7月由台湾时报文化出版，2008年1月由世纪文景推出简体字版。藉简体版上市，张大春来到大陆做了为期一周的密集宣传。
回归说书人
张大春1957年生，山东人，属于“台湾外省人第二代”。好故事、会说书、擅书法、爱赋诗。还是一个4 岁的孩子时，父亲就把张大春放在膝盖上，把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》等等一路对他说下来。“我记得上小学第一天的时候，我的父亲跟我说，今天庆祝你上小学，小学生了，给你讲两回，而且是《西游记》开篇的两回，‘楔子’的第一回。那天的兴奋远超过‘今天我是小学生’的兴奋。”
这样的体验从4 岁开始慢慢进入张大春的生活。如今，他每天早晨送孩子上学后，做的第一件事是写诗，然后写稿。晚上睡前，练完字，读完帖，最后一件事还是写诗。
3月26日，抵达北京的第一天晚上，张大春和阿城聊书法，从吃完晚饭一直聊到深夜12点。“阿城对书法史相当了解”。
3月27日上午9点，记者在酒店见到张大春，他穿着一件淡绿色休闲上衣，头发有点乱，大步走路，接朋友的电话大声地笑。接待方为张大春准备了鱼泉榨菜，那是朋友向他着力推荐的。张大春飞快地就着榨菜喝稀饭，一口一个小包子。他嘻嘻哈哈地不承认自己是学者，这是他一贯的态度。
张大春曾经一心一意地在作品里“炫技”，从历史小说、儿童文学、武侠小说到魔幻作品，他的写作种类驳杂、文风戏谑、思维天马行空。然而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收敛起技巧，写了一本细腻、平实的自传体小说《聆听父亲》。台湾评论界惊呼张大春终于肯“认真悲伤”了，书商在宣传《聆听父亲》时，甚至声称这是“白话文学朱自清《背影》以来最感人的父亲书写”。
张大春和阿城、李锐、余华、莫言是好友。阿城说：“用惯了勾拳的大春，这次用了直拳，虽然简单，却直接打在读者的心脏，过瘾。” 李锐和太太蒋韵此次一起来京为张大春捧场，3月27日晚上出席了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演讲。李锐说：“我很早就认识大春，很喜欢他，这是因为在张大春创作里看到写作者非常清醒的自觉的追求。有一阵，在台湾，他是先锋小说的领军人物，因为他会炫技，但现在，他回来重新识字，写古诗，写《春灯公子》（2006年在台湾出版，书场式小说），他放下了现代小说创作者的身份，而变成一个说书人。”
李锐所说的“说书人”是张大春的另一个阵地。在台湾news98电台节目，张大春有个说书节目，已做了9年。最早讲《江湖奇侠传》，然后就从《聊斋》、《三言二拍》，讲到《水浒传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三侠五义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聊斋》。“说书时，多半要跟时事有关系，要跟现况有关系。所以，怎样不太低俗地修理最该修理的讨厌的人，在我的说书节目里是最大的快乐。”张大春说。
据世纪文景透露，接下来，张大春的“春夏秋冬系列”、《认得几个字》等作品也将出版。
张大春曾说：“小说家不是一辈子就写故事给人看，最重要的是：我怎么帮助我这一代人，捡回被集体糟蹋掉的训练及教养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