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江青传》在“沸沸扬扬的六和塔婚礼”一节中有个脚注，称唐纳认识蓝苹时，“其实已加入共青团。后来，他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”。另一处又转述夏其言接受访问时的回忆，他早年考上一家银行当练习生，与同事马骥善为好友，进而认识了其兄马骥良亦即唐纳，“那时候，马骥良参加了共青团”，但对于唐纳究竟何时加入中共，该书语焉不详。
夏其言作为唐纳青年时代的挚友，曾应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邀约撰写《唐纳与我》一文，回忆他与唐纳相识于1936年，共同的忧国之心和救亡之忱，使他们引为知交。一天，唐纳说有个朋友是职业革命家，刚从国民党反省院中逃出来，当局正在追捕，想找个可靠的藏身之所，问夏敢不敢接受。夏一听是个进步人士，还是个传奇人物，便欣然答允。
唐纳的这个朋友名叫史枚（本名佘增涛），后来与夏其言一起住在亭子间。史枚很有学问，文史哲经，古今中外，无不通晓，夏尊他为师长；夏其言在文中说：“我之能够走上革命道路，如果说史枚是最早的启蒙人的话，那么唐纳应该是最早的引路人。”夏本人于1937年加入中共。依照常理，唐纳作为他“最早的引路人”，应该在他之前加入中共。
在这一点上，还有一个文字记载可作为证据。2005年10月号《上海滩》月刊一篇题为《新闻界老战士夏其言》的文章，在小标题“唐纳引他走上革命道路”下，写道：“1936年，他（夏其言）结识了共产党员唐纳……”该文作者居欣如曾先后供职中共华东局宣传部、上海市委宣传部，而夏其言在所属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先后任经理、政文部主任、副总编辑直至离休。他们相互熟识，在文章中这样表达不会没有根据。
对这个问题尚不确定的是：唐纳究竟是哪年正式成为中共党员的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由团转党是比较普遍的做法，即入团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，直接转为共产党员，这个推断如能成立，唐纳的党龄应始于1936年或更早一些。可见，尽管唐纳与蓝苹很快就分道扬镳，但最初能走到一起并不是偶然的，他们在政治思想上毕竟属于同一阵营。
唐纳的中共党员身份，是由与其两度共事的老报人徐铸成最先揭橥的，但起初用的是间接笔法。他1980年代初撰写的《报海旧闻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）有一节“吴绍澍与《正言报》”，提到1947年5月《文汇报》被国民政府查封后，次年与吴结伴同游台湾，“事有凑巧，回沪不久，有一位党员同志从香港秘密到了上海，对我说，民革已在港成立，准备办一机关报，李任潮先生坚决要我去主持……”成立于香港的民革，全称是“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”，主席李济深，字任潮。此处提到的“一位党员同志”是谁呢？徐数年后撰写《我所认识的李济深》一文揭开了谜底：1947年5月上海《文汇报》被封后，“翌年春，老同事马季良同志（唐纳）忽由港来沪，对我说：‘李任潮先生他们已在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准备办张报，李任潮一定要你去当总编辑。’”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件事，只要略加比对，不难明白，前一书里的“一位党员同志”就是唐纳。
2008年12月18日《南方周末》刊发专题“改革八贤”，其中一篇长文《叶剑英：最后十年》配发了四张图片。有一张是合影，文字说明为：“1978年12月，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（左三）。右一为罗青长，左二为叶选宁，左一为叶选基。”照片上，唐纳站在居中的位置。这足以令人大吃一惊。
熟知现当代革命史的人都知道，叶剑英元帅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、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，德高望重、地位尊崇。在战争年代，他屡任方面军或全军参谋长，多次与闻重大事变，曾参与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，兼管南方地区包括港澳及海外的情报、统战事务等；罗青长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，是国家情报安全部门头号主管；叶选宁为叶帅次子，以后出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；叶选基是叶帅侄子，也参与部分机要。只要稍加思索就会想到，若仅仅是个在法国开餐馆的老华侨，阔别多年回国，怎么可能获得叶剑英这样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接见，且由国家情报安全机构主管而非侨务部门官员陪见。唐纳1978年底在北京获得如此规格的礼遇、如此特殊的陪同，使他曾经拥有的神秘身份呼之欲出。
这次会面时叶剑英讲了些什么，而唐纳又讲了些什么由于唐纳未及写出回忆录即已辞世，有关内容可能只会留存在某个部门的档案里了。但有一点应可确定：唐纳曾是一名共产党员，并且是特殊战线上的一员。
